郭立强还没有来到一中，走在它那条街道上时，便发现自己来得并不算早了。虽然离报考表上印明的开考时间还有五十多分钟，但他已从人行道上匆匆来往的行人中发现了不少返城知青向一中走去。他一眼就能从他们的衣着看出他们是不是返城知青。他们身上至少还保留一件“兵团战士”的标志：破旧的、颜色非黄非绿、样式非军非民的棉大衣，或者同样“不落俗套”的棉袄，羊剪绒厚厚的棉帽子或者笨重的大头鞋——这些组合成为当年比插队知青荣耀得多的“兵团服”。他们还来不及将自己重新改变成为城市青年。即便他们从头到脚去掉了“兵团战士”的标志，他相信他也还是能够从他们的气质上辨别出他们来。他们具有一种特殊的气质，这种气质尤其在“兵团男士”的身上更突出。那是一种像军人比军人散荡，像学生比学生粗野，像流浪汉比流浪汉强横无羁，像山里居民比山里居民目空一切，像行帮比行帮文明讲理，像当年的“红卫兵”比“红卫兵”深沉冷静的气质。那是时代落在他们身上的短期内抖落不掉的一层结晶体。那是“时代原子病”在他们身上留下的“后遗症”。它的“临床特征”是——蔑视任何政治方面的权威、爆发式的愤怒、哈姆莱特[1]型的忧郁、堂吉诃德的挑战精神和牛虻的尖刻、毕巧林的玩世不恭。它从他们身上大大削弱的是保尔·柯察金的热烈和激情。虽然这种“鸡尾酒”般的气质在他自己身上平常表现得并不显著，但一旦他和他们聚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强烈的冲动促使他，使他不能够不和他们变成一样的人，仿佛他们聚集起来豪饮了同一种酒。